1998年全國報刊整頓，粵劇專業期刊 ——《南國紅豆》也被省定為整頓撤銷之列，為了挽救這個宣傳推廣粵劇藝術唯一公開的刊物，想到她的前身是《粵劇研究》，當年獲准公開發行的刊號還是兩位「戲改」老幹部、老領導——華加和李門注入不少心血並親身過問才得到的，以後不但繼續關懷和支持她的成長，還撰寫了不少稿件供發表。於是筆者——當年《粵劇研究》和後來《南國紅豆》的實際上負責人，給李門同志寫了一封信（其時華加同志已去世），通過他向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朱小丹反映情況（李門是朱小丹的岳丈，李、朱與筆者均很熟悉），希望市與省溝通，最後能夠保留《南國紅豆》免於撤銷。李門同志收到筆者的信後，過五六天就給我回復了一信，說情況已經向他女婿反映了，朱小丹說這一次整頓的決定權不在市而在省，要向省委宣傳部和省新聞出版局直接反映，小丹的秘書還建議最好動員紅線女帶頭和出面，領全行簽名，連署向省委呼籲保留這一刊物。於是筆者就又把情況和當前粵劇界的問題以及某些不良的議論寫了一封信給紅線女，希望她能夠出面帶頭全行連署來保《南國紅豆》，不讓撤銷刊號。
紅線女收到筆者的信後，覺得事情重要，馬上指示秘書打電話給我，叫我第二天上午到區莊華僑新村她家裏去面談，誰知她的秘書不當一回事，沒有通知我。第二天紅線女在家裏等了一個上午，不見筆者前去，就問秘書有無打電話通知，秘書回答「不記得」，紅線女馬上火了：「我交帶的事情你怎麼不辦？！……」責令秘書即當著她面打電話通知筆者，叫明天上午一定準時到紅線女家裏去面談。但這天晚上，紅線女秘書又給筆者打來電話，說明天上午紅線女有別的事情，面談改在下午到麓景路「紅線女藝術中心」籌建處去，並囑咐2時半一定準時到達，紅線女很不得閒。
第二天下午，我準時到達紅線女藝術中心籌建處，並叫了市文化局宣傳處一位幹事一同前去，作此次談話的見證。紅線女早已在等候。一番寒喧比劃後即進入面談。
其時，紅線女藝術中心大廈即將在員村「跑馬場」附近落成，為慶祝，紅線女正準備著舉辦從藝60周年演出晚會。紅線女為屆時演出達到最佳效果起見，剛從前幾天開始噤口六十天，兩個月內不與任何人開口說話，並需要常含花旗參片和喝花旗參泡的茶來保護聲帶。因此，紅線女備了大疊紙， 與筆者的談話只能我說她聽；她寫我看，加上比比劃劃。談話的內容除了我給她信中所反映的情況和粵劇界存在的一些問題外，著重談到全國數千種公開報刊、廣東也有數百種公開報刊，為什麼省裏偏偏不顧市里的意見，硬是要砍掉宣傳粵劇藝術的唯一期刊（雖然當時香港也有三份宣傳粵劇粵曲為主的雜誌，但那是境外的畫報式刊物，而《南國紅豆》是以文字資料為主的學術性刊物），從當時江澤民總書記主張和倡導宏揚民族文化和藝術談到我們如何在行動上落實黨中央一貫對文藝政策重視的指示等方面。最後，紅線女表示可以出面和一定帶頭號召粵劇界全行簽名向省委呼籲，重視粵劇和保留《南國紅豆》刊號。決定以她個人的名義給當時省委書記李長春寫一封信和全行具名向省委宣傳部和省新聞出版局保《南國紅豆》。談話從下午2時半開始到下午5點結束足足談了兩個半小時，她共寫了十幾張A4紙。可是給李長春的信怎麼寫，誰來起草，紅線女說她不會寫信，叫筆者按剛才兩人談話的內容來起草，她還特別強調信要簡明扼要，不能寫得太過長，約千來字則好，「因為領導、首長工作太忙，沒時間看長信」。並一再叮囑筆者回去即刻起草，當晚「棟起床板」來寫，明天一早送去給她，她看過後沒什麼問題就簽名寄發出去。
當天筆者辭別紅線女，回去後馬上執筆起草，真的「棟起床板」來寫，反復推敲和修改，寫了約1500字。第二日早上即交換到紅線女手上。紅線女看了筆者為她起草的給李長春一信後不滿意，認為我「沒有用紅線女的口吻」來寫，「給領導和首長寫信語氣一定要親切溫和」，而我代她寫的信「不單止不夠溫和親切，且有些言語稍嫌激烈一點」，也沒有「向李長春書記多加問候」，「還有簽名不是紅線女的筆跡」，所以筆者為她起草的這一封信不能用，她說「我要親筆重新寫過一封」。（注意——筆者按：筆者代紅線女給李長春寫信只是為她起草，而非是我本人代替她去寫，草稿信一定要紅線女親自執筆抄寫一遍或者列印出來然後簽她自己的名字才算。）
過幾天後，紅線女給筆者寫來這樣一封信以及她重新親筆給李長春寫的信的複印件一起給我寄來。我看了紅線女給我的這一封信之後，明白她所謂「我不會寫信」，叫我幫她起草，並「棟起床板連夜來寫」是「撚化」（即耍弄）我了，也是故才有後來幾次她見到我都「咭咭」之發笑。紅線女寫給李長春的信又長又冗，不但諸多問候，還回憶起有一次全國人大代表會上第一次怎樣見到李長春並與之寒睻，後來又有的幾次打交道，然後再談粵劇的問題，沒有提出保留《南國紅豆》刊物的要求。全信筆者數過達三千五百字，是否最後寄出，我也不知。紅線女在另一紙給省委宣傳部的全行簽名上則有她帶頭簽的名，而《南國紅豆》的刊號被省新聞出版局發還幾年，到2003年又被收去。
撰文：陳超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