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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9 八月 2019 12:26

別開生面的「霸王與貴妃」交響粵曲音樂會

在香港藝壇,嚴觀發兼有不同身份,一方面在粵曲曲壇以填詞、撰曲聞名,在中樂樂壇又是知名演奏家,擅長各種胡琴和其他樂器,且有豐富的指揮經驗。當嚴觀發與宏光國樂團有意再度合作時,雙方一踫面,卻發現對音樂會有不同取向。嚴觀發有意重執指揮捧,搞一場中樂演奏會;宏光國樂團則希望發揮嚴觀發在粵曲方面所長,演出他撰寫、編曲的粵曲作品。

  這「矛盾」卻是不難調和,一經協商,雙方「一人讓一步」,決定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民樂與交響粵曲音樂會」。

  嚴觀發說,當音樂會的曲目大致決定後,粵曲有《新霸王別姬》,中樂樂曲有盧亮輝的二胡協奏曲《貴妃情》,二者分別是粵曲與民樂部分的重頭戲。他的夫人甄秀儀見了即說,這不就成「霸王與貴妃」了?音樂會名稱於是就定了:「霸王與貴妃」。

  (一)

  對嚴觀發來說,這兩首樂曲都頗有意義。《新霸王別姬》是他粵曲創作的一個里程碑,而《貴妃情》的樂聲裡揚溢着一段四十多年的友情,是老朋友到台灣發展後的力作。

  嚴觀發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音樂家,成長於草根,沒有輝煌的學歷,但每一步都扎扎實實地靠勤學得來。他最初的音樂啟蒙可以追蹤到五十年代油麻地廟街的街邊。當時,廟街已形成所謂平民夜總會的燈光夜市,一處幽暗騎樓底的樓柱旁,每晚有一位老伯擺設檔口,賣的不是日用品,而是自製的竹笛竹簫。檔口雖小,名堂卻響亮,叫「最逸樂」。能吹簫弄笛者,到來可以隨手拿起簫笛演演身手,嘹亮笛聲常響徹當時都是幾層高唐樓的廟街四鄰,吸引滿街遊人注目,可助老檔主招徠客人。你不懂,檔主會指點一二,推廣音樂之餘,希望做點一元幾角的小生意。嚴觀發八九歲,就在這裡萌發起對中樂的興趣。

  觀發之後在學校進一步接觸、學習各種中國樂器,並組織、指揮中樂隊,參加校際音樂比賽屢獲大小獎項。又在校外參加南國粵劇團、華南影聯民樂團等;畢業後組織新青樂社(後擴展為新青藝術學院),加入職業化的香港中樂團,音樂涉獵更廣,但對粵曲、粵劇有特別深入的探究和嘗試。

  七十年代,他就與著名粵劇編劇家葉紹德合作,以大型民族管弦樂團伴奏演出《白蛇傳.斷橋》、《草橋驚夢》等,由李寶瑩、羅家英、何家光等演唱。他後來辭去香港中樂團的職務,專心向粵曲領域發展,有更多嘗試。多次與華仁書院的華仁樂社合作編寫、演出英語粵劇《姻緣三訂》、《鴉雀如何變鳳凰》等。一九八五到八七年,三度與宏光國樂團合作,共舉辦九場李寶瑩、羅家英粵曲演唱會。二零一三年與毛俊輝、龍貫天、南鳳演出粵劇新繹本《李後主》。他又在交響粵曲方面作新嘗試,二零零一年與宏光國樂團、春天合唱團合辦了兩場交響粵曲演唱會,還跨海到澳門演出;二零零五年與名伶龍貫天等合作舉辦「名伶金曲交響粵曲演唱會」。

  這段日子可說是嚴觀發的創作豐收期,據三冊《嚴觀發粵曲作品》集,他編撰的粵曲(包括未出版的)有 37 首,其中開篇之作就是《新霸王別姬》。

  這是二零零四年的創作,是風行唱片公司的邀約作品。嚴觀發回憶,那時事務太繁忙,未能兼顧這新曲的撰寫,只好按曲情敘事安排好板式,情商另一位粵曲填詞人代勞。可是交回來的詞作,與他的設想差異甚大,主要是格調太老套,好些地方如粵語時代曲的鴛鴦蝴蝶派詞句。他希望寫的可不是兒女之愛,而是家國之情。他在電話中與對方商討,提出改善要求,對方竟然斷然截線,繼而傳真送來拒不改動的回訊。

  他只好自己動手,寫出項羽與虞姬在十面埋伏下的感懷,創作了《新霸王別姬》。這曲至今受到專業與業餘唱家歡迎,更重要的是,它猶如打開了嚴觀發的創作閥門,此後新作如泉,不絕如縷。

  (二)

  總結數十年來的創作經驗,他認為「曲,最緊要有情」,無論唱曲、演奏,都一樣。他說:「『曲以情為主』,這是《古典戲曲聲樂論著》首篇的重要一句。」

  從他的創作看來,曲曲都圍繞着一個「情」字鋪開。

  例如場境的安排,主要是為了便於道情。他說,其中「夢是最高橋」,是好手法。他的很多作品靠夢去製造男女主角相會、敘情的機會。這次音樂會的另一首交響粵曲是《鄧世昌》,鄧世昌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捐軀了,如何能與妻子重會以訴家情國恨?於是安排了妻子江邊昏倒後的一夢。

  夢,讓時空得以超越,也使生死可以超越,可以製造無限可能的空間。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戲曲戲劇屢屢使用之法。明代劇作家湯顯祖最有名的四部經典之作都寫夢,是為「臨川四夢」(《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湯顯祖在《牡丹亭》的題記中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夢中之情,何必非真」。

  嚴觀發認為,這是中國式的浪漫主義手法;在中國戲劇、小說中,還有不少超乎理而合乎情的東西,《竇娥冤》中六月飛霜、《梁祝》中化蝶都是這樣的浪漫。這類似電影的蒙太奇,讓人在聽曲當中超越生活,片刻移情。

  情要靠一定的故事情節來展開,讓感情的矛盾得以衝突、舒發、調和。嚴觀發覺得一些舊曲常有「故事簡單,感情元素不足」的毛病,主人公的發揮空間因而受局限。關於音樂會將演出的《鄧世昌》,他很感謝原唱者梁錫明在創作上的幫助。鄧世昌是東莞人,梁錫明也是東莞人,這使他對鄧世昌有鄉誼的特殊感情,曾多次回東莞搜集資料,為這曲的創作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

  感情舒發也可借助伴奏。粵曲的傳統伴奏自有特色,但對氣氛的渲染、烘托能力不足。嚴觀發認為,曲要唱情,但情不必只靠唱,還可以通過大型樂隊的伴奏來營造,可以把伴奏做得更細緻,根據樂曲描繪出不同的畫面、氣氛、場境。

  在這方面,他從大陸的樣板戲汲取到不少養分。「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後來在政治上受到批評,但由於藝術創作上集中了當時的精英,在音樂、編劇、文學、美術上都精益求精,的確達到當時的極高水平,並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例如混用中西音樂元素如樂器、和聲,達到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效果。當時參與創作的,包括大批非戲曲的藝術家,例如作曲家,他們為戲曲改革引入了大量新元素。

  嚴觀發承認樣板戲對他的影響甚大,尤其是其中《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一文一武兩齣戲。他很受歡迎的《魂會山神廟》就借用了《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虎上山的一段配樂和唱腔,讓林沖夜上梁山的悲憤與激情有很好的舒發。

  他的創作經常借用非粵曲傳統的音樂,尤其是所謂「小曲」方面,不少對中樂愛好者來說耳熟能詳的樂曲如《弓舞》、《二泉映月》、《江河水》以至《梁祝》都一再填詞演唱,亦不乏他自己創作的新曲調。這對只熟悉傳統粵曲音樂的演唱者和樂師來說,既新鮮亦不啻是考驗,有些人甚至不接受。

  這些新嘗試是否成功,可以進一步等待時間考驗,不過嚴觀發覺得,粵曲總要向前發展,要有新探索,要與時俱進。

  《新霸王別姬》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適當地借用了著名琵琶獨奏曲《十面埋伏》的音調作伴奏。這曲本來就是描寫垓下之戰的琵琶武曲,音色、節奏鮮明突出,有金戈鐵馬之聲,用來營造項羽戰敗歸來的悲壯肅殺氣氛,非常到位。用大樂隊交響奏來,效果更好,這是傳統的拍和做不到的。

  名伶陳笑風二零一零年在港欣賞了一場嚴觀發的作品演唱會之後,在文章中說:「直覺他(嚴觀發)在寫曲方面,融合了不少中國各地的戲曲精粹和色彩,曲曲新鮮,首首獨特。配器方面更是別出心裁,演繹方法層出不窮。」以陳笑風在粵劇藝術上的涵養和地位,這樣的評語值得參考。

  (四)

  這場音樂會的另一位作曲家是盧亮輝。

  盧亮輝是港台知名作曲家,創作以中樂作品為主。他是印尼出生的客家人,天津音樂學院畢業後,七十年代移居香港,曾任職香港中樂團,彈倍大提琴,兼作曲、編曲,因而與嚴觀發結成好友。他在八十年代中移居台灣,兩人友情不斷。這次音樂會是新的結緣。

  音樂會會演出盧亮輝三個作品,合奏《鬧花燈》,二胡協奏曲《貴妃情》,粵曲《鄧世昌》的音樂伴奏也是他編寫的。

  據嚴觀發分析,中樂創作有三大類風格,一是彭修文模式,建基於五十年代創建的民族管弦樂隊建制,音樂旋律富中國民族、民間韻味,長於敘事;二是銳意創新模式,作者有堅實的西方音樂作曲理論為基礎,如趙季平等的創作;三是民族室樂模式,如上海的顧冠仁、周成龍等的作品。

  據嚴觀發的認識,盧亮輝比較接近彭修文一路,即善於敘事,也比較通俗。

  盧亮輝到台灣後,以音樂寫作為主攻方向,產生了大量作品,有以台灣人文和音樂素材的創作,亦有以中國各地題材和風格的創作。《鬧花燈》就是廣東音樂風格的音樂,但篇幅較大,有別於一般小品式、短小精悍的廣東音樂。《貴妃情》中的貴妃是楊貴妃,以白居易的《長恨歌》為依據,以馬嵬坡事變為敘事主線。事件主要發生在西北地區,音樂亦富當地色彩,例如採用了山西民間戲曲的哭腔音調。嚴觀發特地到台灣與盧亮輝敘舊兼交流,細聽作曲家對《貴妃情》的創作介紹。

  盧亮輝不少作品在台灣很受歡迎,相當普及。嚴觀發到台灣在台北中山堂出席音樂活動,就遇到不到十歲的小朋友見到盧亮輝時高興地說,我在拉你的什麼作品。

  他說,由此可見,「曲高和寡」不是真正的高,「曲高和眾」才是真正的「高」。

  (五

  不過要「曲高和眾」談何容易,起碼需要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作曲的、演唱的、欣賞的都要有個學習過程,在過程中互相靠攏。

  這也應是創新和求變的過程。對於一些粵曲愛好者偏愛梆黃,嚴觀發認為梆子和皮黃的確是粵曲的精粹,有很豐富的內容,但梆黃其實也要創新。譬如在《新霸王別姬》和《鄧世昌》都有七字清或十字清,這其實是由梆子中板而來,不過旋律化了,較好聽;若唱成普通的七字清、十字清 就欠新意,兼且呆板。

  嚴觀發覺得,粵曲總要向前發展,要有新嘗試,要與時俱進;新的東西不一定人人喜歡,每個人的欣賞習慣、修養、水準不一樣,無法強求一致。

  好在香港的粵曲市場很多元,有傾向傳統的,有喜歡新創的,有業餘的,有專業的;演出場地很多,檔次有高有低,可以在正規音樂廳上演,也可以在地區會堂登場。這使粵曲市場頗興旺,容納了大量愛好者,也造就了一個音樂市場和就業市場。由於市場不小,對新曲有一定需求,常有撰曲者的新作推出。至於是否能夠眾口相傳,就只能交由公眾決定了。

  金字塔塔頂的高度取決於塔基的廣度與寬度。這也是所有門類藝術的問題,粵曲與中樂並不例外。音樂隨着樂音的高低、快慢、強弱、抑揚……綜合,變化萬千。「霸王與貴妃」突顯陽剛與陰柔的對比,希望可以迸出精采火花。

撰文:蕭雪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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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嚴觀發指揮宏光國樂團與黃偉坤、李翠翠、宋洪波、林穎施等排練中。